宋子文的从政经历开始于1923年，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开始，直到现在的八年当中，经历了中国最黑暗最混乱的军阀战争年代。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动乱之后，在他心里已经深深根植了一个想法，就是：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自己没有一支武力作为依仗，文人充其量就是一个军阀的扈从、幕僚而已，绝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借着这次币制改革，再顺便成立自己心目中的完全受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他认为是到了可以实施的时候了。
税警总团就是他心目中能够为自己掌握的新派军队武装，不仅能大幅提高自己在民国中央地位，也是能为国家军事发展提供的一种先进范本。看在他为自己在国际上博了一个大面子，成为“经济国联”的发起国领袖，荣耀顿时盖过广州蓄谋分离本党叛乱的汪精卫这几件好事的面上，蒋介石对他提出的成立财政部直辖的“税警总团”一事，还比较宽容，一番不算很深的察问后，就同意下来。
宋子文拿到了老蒋的这个许诺后，片刻也不耽搁，立即招来了辛昕，把与老蒋交涉的结果，告诉了他。辛昕也是大喜，没想到这次来南京，本是要混个中央的身份，好到欧洲去推销开放方案，顺带做空一把英镑，没成想，还额外把山东划拉过来了，这可是最大的收获了。只要山东一到手，自己这四个人就有了一个地盘，用全省的资源好好发展一番，岂不是有一个不亚于东北的根据之地嘛。兴奋之下，他一口就答应了来南京财政部任职，协助宋子文推行币制改革的差事，这本就是他这次来南京的目的之一。
既然有了南京中央官员的身份，自然要说个理由给宋子文听，好到欧洲去一趟。他便对宋子文解释了一番道理。这确定金银双本位制的法币改革，还应该得到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认可和支持。而得到了主要经济大国的支持，对下一步确定法币的汇率才会变得顺利，并能加强新货币在国内的威望。
在当时，国内的各家私人银行，包括外资银行也都存有大量的存银，如果计划发行的纸币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难免这些银行会趁机炒卖炒买白银，引起银价波动，延宕法币国际地位的确立。一是动摇中央对货币供应量上的切实掌握，二是法币的汇率波动太大，被国际抛弃。这就需要中央银行手上要有一笔巨额的资金，阻击市场上可能的白银投机。
眼下由于辛昕他们策划的“远东经济自由特区”的方案，基本上让西方的各个经济大国都希望出现那种局面，即在同步实施的币制改革中，能够提高原有白银对主要外币的兑换比，就是把新纸币的汇率适当提高，增强中国的购买力，进而能消化更多的西方商品。
这也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推力，期望白银涨价，但幅度可控。在开放区建设的初期，用同样的钱可以进口更多的西方商品和技术，这是有利于中国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就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很可能随着货币汇率的提高，瞬间便大幅涨价，从而让中国的出口商品失去价格竞争优势。而这些出口商和工厂，就不会乐意看到中国货币的升值。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利益的受害者就会成为新汇率的反对者。能够预料到，他们将会和一些白银持有者发起抛售行动，冲击纸币的基础。
因此，在推行币制改革方案的时候，就应当事先和世界各国先在白银价格上达成一致，妥协各方的利益，才能顺利推行法币的发行。比如现在的国际银价在0.16美元每盎司的地板价上，如果能适当提高到0.2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等于将法币的计划币值升值30——40%，作为向各国预期的一种回报，来获得国外的资金贷款，用以国内的银价平抑基金，那么国内的白银炒家，就不会贸然行动了。如此便使法币的国际地位、汇率，以及国内的稳定发行几个问题都解决了。
经过辛昕的解释，宋子文也明白了是自己心急了，纸币发行如果一开始就遭到阻击，币值一旦持续波动不稳，就会让他的货币改革变成一场笑话。想到此，他就向辛昕问策。
辛昕的意见是：既然这种投机性的抛售不可避免，那么就在新纸币发行时先让币值向上涨一截，正所谓“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三刀”，在投机卖盘进市后，中央银行就大笔收购卖盘，让币值稳固起来。当然要做到这点，中央银行就必须持有大量的资金，最好是外汇或者外币，去兑换投机卖出的白银。
宋子文对中央银行手里的家底那是比谁都清楚，虽然他认同辛昕的方案，但苦于手中的外汇太少，完全没有把握对付喷涌而出的白银卖盘。辛昕则镇定地提出了“白银平准国际贷款”方案。
所谓的“白银平准国际贷款”方案，就是利用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币值汇率上升的心理，大量向他们要求国际贷款，用于中国中央银行平准银价，维持币值稳定。因为他们也不想中国的货币币值下跌，减弱了国际购买力。同时，辛昕也把拟设立开发的经济自由特区资金，与这笔平准贷款揉到一起，既能加快特区建设和外资项目落地，也是快速形成税源，扩充偿还贷款的资金能力。
宋子文对这种一石数鸟的打法是叹为观止，心服口服了。这一连串的计划是环环相扣，连接紧密，把不同的情况都加以了考虑和应对。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下来，个人在这次根本上变革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币制的改良中，可算是居功至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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