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徽州城近了，远远地将军队驻扎在密林里。派出200多名便衣斥候和密探，带上钱物，打听徽州城为什么抗命不从。
经过两天的交流，斥候们有的和旅店、酒肆的老板成了知己；有的和官府的小吏、官兵成为酒友；有些替平民百姓挑水耕田，只求一口饭吃；有些则成了说书堂馆的常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打听到的信息，归纳综合成了这么一个事实：宋初，徽州府城坚固雄壮，东厢楼为防守库，西厢楼为甲仗库，南为仪门，建有军姿库、公使酒库、谯楼、宣诏亭、班春亭、吏舍、紫翠楼等建筑。北宋末，因方腊起义，州城毁坏严重。宣和三年（1121）八月，改筑州城于城北扬之河西岸，时人称新州。其城周四里余。翌年，因百姓生活不便，复居旧城，并按唐中和年间规制重修。罗城周七里三十步，设六门：东富州门，西丰乐门，南表城门，西南紫阳门，北通济门，东北太平门。各城门皆建城楼，并环以敌楼，不再修子城，且于州治之南数百步建谯楼。
也就是说，灭方腊后，徽州刚刚建了新城。刚刚建了新城为什么就不能再改造空心敌台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城池是作为远古时期部落人“发明创造”出的建筑，由篱笆荆棘围成的一个地区叫“城池”，到用泥土砖块围成的一个圈也叫“城池”。城池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黄帝之前，城池修筑的最初最主要作用是抵御猛兽及敌对势力的轻易侵略。因而城池出现伊始及最后没落，都是围绕着“军事防护”展开的。修筑城池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巨大的，一处重镇的城池修筑往往不是一朝一夕、数月时间能完工的，起码需要数年或数十年时间才能真正完成。在此之后，还得不断砸钱、砸人、砸物。一座城池，首要就是城墙，包含有了望塔、雉堞、女墙、羊马墙、外墙垣、马道、中腹填土、内墙垣、炮台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有宋一代，毕竟还是冷兵器时代，城墙作用是非常大的，当时北方一些靠近西夏、辽、金、蒙古等边境地区，宋朝修筑了大量的高大厚重的城墙在边塞。虽说城池不只由城墙组成，但城墙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宋朝的城池造价几何呢？
首先是无法估值的人力。无论哪个朝代，修筑宫殿或是城墙，都需要征发大量徭役去从事那些体力劳动。宋代修筑城池自然也不例外。以北宋增修有数百年弊端的都城汴梁（即开封城）为例，花费三年时间，汴梁焕然一新，城墙长度是五十里余一百六十五步，宽度地基是五丈九尺，高度是四丈。这算是少的，修筑地方城池投入人力更多，如福州罗城前后用劳工337.34万人。这是清楚记载在宋人的《淳熙三山志》里的；又如增修秦州外城耗工300万人。因修城所需劳工数量庞大，单纯征发徭役已经不能够满足了，所以必须拓展渠道凑齐所需劳动力，一般是两个渠道：军队和民工。宋朝的军队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不专业的军队，他们时常跟着主将接私活挣钱，或是自己做点小本生意，看家护院做房子之类。而修筑城池自然也会调用他们，当然，这是无偿劳动，不给钱的。宋朝军中有着专门的工程兵，专干安营扎寨、修筑城池等工程，称为“壮城兵”，专门负责全国各地城池的修缮筑造，不干其他的事。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对大宋全国城池修筑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所以还需要从其他军队中抽调出来，也就是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宋朝厢军，甚至禁军，绝大部分参与过修筑城池的工作，每次征调筑城的人数都是上万，大中祥符元年修缮汴梁城，就发动63.56万劳工，厢军和禁军占绝大头。其次是民间花钱招工或征徭役。宋代是募兵制，这些厢军和禁军是职业兵，用身强体壮、服从指挥的他们筑城有好处，但还是不够啊，所需还得从民间寻求帮助，因而产生了花钱招工和征徭役的两种使用民力的方式。有时候遇到灾荒年，还能以工代赈，利于朝廷。征徭役对朝廷来说挺简单的，只要按照规矩来次数少或是不担心民变大力征发，倒是没什么问题。反倒花钱招工来筑城，这招有时候完全不顶用，因为在繁荣的宋成，做其他工比这个挣钱多了，所以常常招募不到民力。人力的使用是无法估算其价值耗费，但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其次，修筑城池的材料数量多，且种类多，种类有：石头、木头、砖、石灰、米、盐、竹子等。有宋一代，一次修筑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之称的四川雅州，耗费230万余竹、砖、石、米等。这些物料一般地方政府是搞不定的，需要多方合作才能筹备齐全，用于修城。一是中央划拨：中央划拨的情况较为常见，数额也颇为巨大。例如，在宋太宗在位期间的雍熙年间，就曾下拨河北百万城木、三百万牛革。二是地方自筹：地方官府自己去筹备筑城修城所需要的物资，自己根据地方实际状况想办法征集而来，例如用官窑烧制城砖。三是百姓摊派：这是地方政府最喜欢也是最常用的手段，让地方州县里面的有能力、没能力的百姓共同出材料，碰到紧急情况或是官员凶恶，很可能将人家家里的房子拆掉来修城，这种情况常出现在边境地区，可害惨了当地百姓。四是花钱购买：这是相对柔和公平的手段，因为其他手段就像是巧取豪夺天下百姓的东西拿去修城，花钱购买倒是利于双方，百姓不至于亏惨。一般而言，宋朝修筑城池，这几种手段都会一起采用，单靠一样或两样是很难达到所需物资数目的。
再次，修筑城池必须要用到钱。据记载，广西静江府进行的四次修筑都在数十万贯铜钱。宋代不同时期一贯代表的数目不一样，好算一点就统一按一贯等于1000文算，也就是一次修城耗费数亿文钱，差不多是我们后世的一亿左右。当时一斤米是25文，一双木屐100文钱，这样看来也不是特别昂贵。北宋时期，国库收入最高达到1亿贯左右。再具体点说，宋神宗熙宁十年，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宋哲宗元佑元年，为4800万贯；这还是没加上金、银、绸绢、米谷等杂七杂八的，这样看来宋朝还是极富的。但是宋朝经济发达收入高，同样支出也高，连年不休的岁币，养兵养官的俸禄，镇压叛乱和抵御外敌的钱粮支出等等。分摊到地方修筑城池的能又有多少呢？恐怕没多少吧？面对颇多的支出，中央肯定给不出那么多。有三种办法解决：一是赐度牒，唐宋时官府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凡有牒的僧尼得免地税、徭役，是官府收入的一大来源，价值三百贯到一百九十贯不等，如赐100道度牒修明州城；二是直接拨钱，要么是国库里的钱，要么是皇帝私库钱；三是卖官换钱，纳粟补官，出卖官爵换钱，这是权宜之计，但却常常用到，一般换来的官都是没有实权的空头衔的散官。中央有行动，地方就没有了吗？当然不是。封建王朝由于中央集权制，地方财政的绝大部分收入都归中央所有，剩下的资金很少，干不了什么事，大部分工程事务都需要中央牵头给钱才能办。即便局势如此困顿，地方官员们还是有办法，可谓是各显神通，如利用宗教热情“骗”钱，如宰豪强富商，如节约开支等等。
综上所述，修筑一座宋代城池需要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多方协助，拿出数目众多的钱粮物资或等价物品，必要时候还需要当地主事的地方官去绞尽脑汁“坑蒙拐骗”。宋代城池造价几何呢？这很难说清，铜钱数字应该在10万贯左右，就能顺利修筑出一个城池。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有些城池只是修缮缝补，有些城池也只是复原拆除的城墙，很少会有从无到有的建城记载。
铁牛说了这么多，想说明什么？铁牛说了这么多，只想说明，修筑一个城池，甚至只是修缮缝补、复原旧城或者改造空心敌台，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力量。只靠一地的力量很难独立完成。而我的斥候和探子们多方调查到的情况是，徽州的知府刘勇是个好官，把个灭方腊后百废待兴的徽州城管理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当地的驻军虎翼军指挥使诸葛丰也治军严明，深得人心，不但剿匪有功，而且对地方秋毫无犯。可以说，在官学民商心目中，再找不出这么好的两个军政地方官。
那么，为什么这么好的两个军政地方官却要抗命不从呢？因为灭方腊时，当地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而徽州刚刚建了新城。徭役也罢、免费的军人也罢、付费的民工也罢，以及地方配套资金也罢，其实，当地就像大病之人，已经灯枯油尽，无力再折腾了。
那么，不是还有三司拨付钱粮吗？问题就出在这上面。本次空心敌台只是在原有城池基础上“改造”，所以，朝廷计划大多数拨付3万贯左右，但鉴于徽州战乱毒害颇深，甚为体谅，朝廷在列计划时，明确了徽州等方腊之乱城池拨付钱粮时，予以倾斜，均为5万贯左右。但是，这5万贯钱粮，送到徽州知府刘勇手里时，连1万贯都不到了。这些钱又能做什么？于是，徽州知府刘勇将这一可笑情况通报当地的驻军虎翼军指挥使诸葛丰，诸葛丰也很吃惊。最后两人一致决定：这些钱粮，徽州不敢接收一文，由三司押送官原路押回。徽州知府刘勇和当地驻军虎翼军指挥使诸葛丰联名上奏朝廷整个事件始末。
这里提到了当地驻军虎翼军。您可能要问，虎翼军不是中央禁军吗，前面讲明察暗访是，不是说虎翼军在城外保护皇城吗？怎么又到了徽州了？其实，我也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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