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三道旨意，太牛想说说古代帝王的下旨。我们平民百姓往往觉得皇帝金口玉言，口出为敕，口含天宪。皇帝如果心血来潮，或者想办某一件事，就会喝一声：“传——拟旨！”然后口授一道圣旨，一经拟旨，谁敢有异议就是“抗旨不遵”。假如你相信这是真的，那你就被专家们带进阴沟里了。中国的某些专家啥事能干、啥话能说。事实上，君主的诏书从草拟到生效，通常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程序。我们以宋朝为例，来看看正常情况下“圣旨”的出台流程：所有的圣旨，都是以君主的名义发布，君主当然有权力直接授意拟旨，但却是宰相机构先将意见写成札子，然后廷臣合议，廷议之后，再进呈皇帝，获认可，再授意草诏。
不管这旨意是来自皇帝本人，还是出自宰相机构，按照宋朝的制度，当它进入草诏的程序，一般都归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元丰改制前为知制诰）起草，并不是说皇帝指定哪一个亲信太监大笔一挥就成。
元丰改制后，中书舍人的职责有二，一为“制词”，即根据皇帝的旨意（这叫“词头”）起草诏书。但宋代的中书舍人又有一项特权：如果他觉得“词头”不合法度，无论这词头出自皇帝的意思，还是宰相的意思，他都可以拒绝草诏，这叫做“封还词头”，是宋朝法律明确赋予中书舍人的权力：“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宋仁宗朝时，蔡襄当知制诰，“每除授非当职，辄封还之；帝遇之益厚”。
中书舍人若“封还词头”，而皇帝又固执地非要下诏不可，那么可以由次舍人草诏，但次舍人同样可以“封还词头”。理论上，只要中书舍人达成“拒不草诏”的一致意见，该诏书便会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不妨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参知政事王安石欲将自己的亲信、新法的支持者李定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皇帝也同意了。但李定这个人人品很坏，声名很臭，知制诰宋敏求即拒绝起草任命李定的诏书，封还词头，并于三天后辞职；接替他的另外两名知制诰苏颂、李大临，也以“爱惜朝廷之法制”为由，再次封还词头。为让李定顺利通过任命，神宗与王安石免去苏颂与李大临之职，任命听话的人当知制诰，总算将李定弄进中央政府当了御史。
如果负责草诏的中书舍人认为词头并无什么失当，或者他懒得多事，便会将诏书起草好，进呈皇帝“御画”（签署画押），“录黄”（抄在黄纸上）。但这不代表诏书就能够顺利地颁发下去，还要经中书舍人“宣行”，这就涉及到宋代中书舍人的另一项职权：“授所宣奉诏旨而行之”。
由于草诏的中书舍人与宣行的中书舍人未必是同一个人（因为中书舍人是轮值的），如果宣行的中书舍人认为诏书不当，他还有权继续拒绝“署敕行下”，即拒绝在录黄上签名，实际上就是驳回诏书。元佑元年（1086）七月二十九日，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就驳回了一道计划“给散青苗钱斛”的录黄：“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如果负责宣行的中书舍人并无异议，便可签名表示通过，这叫做“书行”，再由中书省长官（宰相）署名，发至门下省审核。
负责审核录黄的门下省机构是给事中（元丰改制前为“封驳司”）。给事中如果认为诏书不当，也有权力封驳。宋代给事中封驳诏书的权力也是法定的：“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即将录黄驳回去，不予通过。给事中如对录黄没啥意见，便签署下自己名字，表示审核通过，这叫做“书读”。给事中若未“书读”，门下省长官（宰相）先签名，则为“违制”。显然，中书舍人不“书行”、给事中不“书读”，都对皇帝的圣旨构成了合法的封驳：“凡事合经给事中书读并中书舍人书行者，书毕即备录、录黄过尚书省给札施行。如不可行，即不书而执奏，谓之缴驳。”
一道诏书经过中书舍人“制词”、“书行”与给事中的“书读”等三道关卡之后，如果都没有发现问题，就可以成为正式的政令，交给宰相机构的分支——尚书省执行了。
但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作为正式政令的诏书，必须有宰相副署。宰相如果不副署，诏书也无法生效。北宋初乾德二年（964），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就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经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宰相）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这道诏书。
诏书生效之后，如果再发现诏书有失当之处，该怎么办？还有最后一道关卡——台谏。台谏拥有论列政令得失、审查诏书乃至追改诏书的法定权力：但凡“诏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诛求无节、冤滥未伸，并仰谏官奏论，宪臣弹举”。
说到这里，我要将前面提到的李定那个例子补述完整：宋神宗与王安石虽然通过更换知制诰的办法，终于如愿以偿地将李定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御史陈荐、林旦等人随后又以李定拒绝为母亲丁忧为理由，展开对李定的弹劾，最后迫使李定狼狈辞职。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出宋朝时一道诏书的出台程序了：皇帝授意词头——中书舍人起草——录黄行下——中书舍人宣行——给事中审核——宰相副署——台谏弹劾。
在整个流程中，各个环节都可以驳回，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度性的监督与制衡。以为皇帝就可以口含天宪，随口拟旨，那只是揣测想象而已，并非事实。
当然，宋代的君主也可以绕过中书舍人草诏、给事中审核等法定程序，也不用宰相副署，直接下诏，这叫做“手诏”、“内降”、“内批”。历史上也不鲜见。然而，这类私旨在法理上并不合法，所谓“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也；政府也完全可以拒不执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宋仁宗朝时，宰相杜衍对皇帝私自发下的“手诏”，一概不予放行，“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皇帝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
从圣旨的出台程序来看，我们可以说，在政治正常时期，宋朝的君权是受到多重制度性制约的，皇帝不大可能“有权就任性”。
总之，不管皇帝是不是“有权就任性”，我李铁牛在“三案”中白得了私宅一处、纹银五百两。
于是，殿前司同僚免不了撺掇梁太尉，叫我李铁牛请客。请吧，赏银五百两，能花几个钱？梁太尉自己也是这次“三案”的直接受益者，白嫖私宅一处，比铁牛的地段还好。他也不好白吃白喝，于是，直接表态，殿前司所有高级将官奖酒饭一顿，所有低级军校及兵卒均赏普通饭菜一顿，费用由殿前司小金库开支。这就皆大欢喜了。我也高兴，本来准备破费百十两银子，这样倒好，不出钱，还白吃一顿，怎能不高兴？我傻？
于是，带头大赞梁太尉高风亮节。梁太尉也一时民意飙升一大截。他也高兴，出公家的钱，买自己发声誉，何乐不为？我铁牛都不傻。他能傻？
我们轮流恭维梁太尉一顿之后，将官们便都打发侍卫兵卒回去传信，今晚和侍卫们不回家吃了，要陪梁太尉和同僚们进馆子。我还叫梁一刀安排人去问，李二将何巧儿母女赎出教坊司了没有？否则，夜长梦多，恐叫旁人先赎了去。
梁一刀听了我对他的私事这么上心，感激得热泪盈眶。我一脚下去，骂道：“狗娘养的，看你那怂样！现在做了我副殿帅的侍卫首领了，还这样没血性？万一让旁人先赎了去，爷给你再赎一个回来得了！”
梁一刀回道：“我就要何巧儿一个！再赎回来十个八个，和我没关系，李帅您留着，我一个都不要！”
我骂道：“滚出去打发人快些去问，问迟了，叫别人先赎了去，别怪爷没提醒你！”
梁一刀急匆匆跑出去了。其实，我并不担心谁会真的先赎了去，人在我府上，还怕怎的？不过是收买人心罢了。铁牛做了高管，也知道御下之策了。
下下衙时间到了，殿前司不值班的官兵们开始互相吆喝着，去指定的酒肆饭庄吃喝。今晚不值班的今晚吃，今晚值班的明晚换班吃，总之，梁太尉要求必须两天内轮流吃完，不然，喜庆气过了，还算庆功饭？
别的中下级将领吃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们这顿吃的是开封最出名的小吃——灌汤包子。您可能听了会大笑一番，认为梁太尉这么大的官员请客，请的竟然是灌汤包子？不太符合梁太尉的身份。我告诉您，您真的不了解宋朝，不了解开封。北宋的灌汤包子可金贵着呢！一般人吃不起，就是官员也一般不敢吃，只有富商和高官才敢经常吃。北宋的灌汤包子有多贵呢？
我先说说北宋灌汤包子的的做工。灌汤包子就是将大骨或肉皮长时间炖煮，撇去浮沫，滤净油腻，熬出胶原蛋白，熬成一锅满是胶原的浓汤，待温度下降，浓汤凝结，变成半透明的“水晶脍”（后世称之为“皮冻”。别看后世的您觉得吃个“皮冻”那是小菜一碟，但在宋朝那绝对是高科技的山珍海味），把皮冻切成小块，与肉馅儿一起包成薄皮大馅的包子，放在铺满松针或荷叶的小笼屉里蒸熟。这时候，皮冻彻底化开，在小笼包里出不去，将包子撑得鼓鼓的，轻轻一按，花枝乱颤，咬上一口，汁液飞溅，感觉不是在吃包子，而是在喝汤。
灌汤包子也不是开封特产，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特别是扬州的蟹黄汤包，皮薄汤多，馅儿更鲜，样子更好看，无论是工艺水平还是制作成本更佳。汤包的关键自然是“汤”，馅里没汤，不配叫汤包。高档灌汤包的汤汁来自于“水晶脍”，低档灌汤包的汤汁来自于动物油———动物油受热融化，同样能冒充汤汁，唯一的遗憾是过于油腻，不利于健康。
北宋都城街市上常年出售“灌浆”，此灌浆正是后世的汤包。宋代曾敏行在《独醒杂志》讲了一则与蟹黄汤包有关的故事：说是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当宰相的时候，某天请几百个下属一块儿吃饭，吩咐厨子做“蟹黄馒头”，饭后厨子算了算账，“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单做蟹黄汤包就花了一千三百多贯。当时米价一千二百文一石，宋朝一石米重约六十公斤，据此可以估算出一贯铜钱的购买力等于人民币二三百元。蔡京一顿蟹黄汤包消费一千三百多贯，折合人民币三十多万元。当然，一顿三十多万元的汤包不是蔡京一个人吃，是几百个人一块儿吃。但即使几百个人一块儿吃，一顿蟹黄汤包消费三十多万元也不是个小数字。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