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得意”也许反映了冯氏对局势的不满和无奈，她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限，无法改变献文帝的决定，或者对未来的发展感到担忧。这也可能暗示着宫廷政治的复杂和残酷，以及权力斗争中的不确定性和变数。
更令冯太后难以接受的是，事后，献文帝还将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李欣，提拔为尚书，让他参与决断国家政事。
这样的结果，使得冯太后更加无法容忍。于是，她凭借自己的威望和权势，逼迫献文帝让出皇位。皇帝派和太后派的政治博弈，来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这献文帝是天资聪颖，自幼就有着非凡的才智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他在处理政务时表现出高雅的风度，赢得了朝野的赞誉。
然而，他生性喜好黄老和浮屠之学，经常与朝中的士大夫以及沙门一同探讨玄理，这也给人留下了一种轻视富贵、厌倦国政、对天下事漠不关心的印象。
在冯太后一党的强大压力下，献文帝曾经考虑将皇位，传给素有声誉的叔父拓跋子推。不过，这一想法遭到了宗室大臣和宦官们的联合反对。
无奈之下，他只能在公元471 年八月，将皇位禅让给不满五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宏即位后成为孝文帝，献文帝自己则当上了太上皇。不过，这一场斗争。看似是冯太后一党逼迫了献文帝禅位，实际上，这更像是献文帝赌气为之。
孝文帝即位初期，太上皇献文帝虽已移居崇光宫，但他并未放弃手中的权力。事实上，此时的献文帝紧握北魏朝政大权，朝廷大小事务皆亲自处理。他频繁颁布诏书，以行使其权力，甚至多次亲自统率军队，北伐南征，屡获大捷。献文帝对朝政的牢固掌握，体现在他对国家事务的深入参与和决策上。
由此可见，即使是禅位的献文帝，他在北魏的朝堂依然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冯太后还是奈何不了他。我想，此时此刻的冯太后更加的恼火了。她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欺骗，献文帝的退让，成为太上皇，只是让自己更加的难堪。这个时候，母子两人之间的嫌隙，应该已经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了。可能，献文帝对于冯太后，有一些不屑一顾。而冯太后，对于献文帝，已然心中生恨。
公元476 年六月，献文帝毫无征兆地，在平城永安殿驾崩，这一事件引起了时人的诸多猜测。众多声音纷纷指出，献文帝的离世，很可能是冯氏一手策划的谋害。
平城永安殿，这座曾经见证过无数历史时刻的宫殿，如今却成为了献文帝生命的终结之地。献文帝的猝死，让人们始料未及，也引发了朝野上下的震惊和疑惑。一时间，各种传闻不胫而走，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关于冯太后杀害献文帝的说法。
冯氏，作为当时北魏朝廷中的重要人物，其权力和影响力不可小觑。一些人认为，冯氏可能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为了铲除异己，而对献文帝下了毒手。这种说法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终究只是一种猜测。
然而，也有一些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献文帝的死因可能另有隐情，或者是由于疾病等自然因素所致。毕竟，在那个时代，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突发疾病而导致的猝死并非罕见。
无论真实原因如何，献文帝的突然驾崩都成为了北魏历史上的一个谜团，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思索。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北魏的政治格局，也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关于献文帝之死的真相，或许永远都无法得到确凿的答案，只能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不论献文帝的死因是什么，结果就是冯太后成为了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年幼的孝文帝，显然不具备掌握朝政的能力。所以，冯太后再次走向前台，开始了她第二次的临朝理政。
献文帝去世的当月，冯太后就被尊为太皇太后，重新执掌朝政大权。此时的冯太后，已经年过三十，无论是才识，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相较以往更加成熟稳重了。
冯氏再次掌权后，面临着新的挑战。献文帝的离世导致政局动荡不安，各种势力纷纷蠢蠢欲动。与此同时，献文帝时期，大力整治的贪污犯罪，在他死后又死灰复燃，屡禁不止，这使得北魏的统治面临着潜在的威胁。
为了确保北魏的长治久安，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太后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充分展现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政治才干。她一方面对那些衷心拥护她的大臣给予丰厚的赏赐和提拔，以笼络人心；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心怀不轨，企图挑战她权威的人，她则毫不手软地予以严惩，以树立自己的威信。
此外，冯太后还大力整顿吏治，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她注重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提拔那些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以改善朝廷的政治风气。
同时，她也积极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如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农业生产等，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冯太后的努力下，北魏的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她的权力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对比于第一次的临朝理政，这一回再次掌握绝对的权力的冯太后。已然是驾轻就熟，施政手段更加的从容。值得一说的是，不论是哪一个时期治国理政，冯太后始终都有着一套相对成熟的治国理念。
从这一点上，足以见得。作为女权人的她，手中的权力更多的是合理的支配，发挥它治国的能效。至于，冯太后理政时期，究竟在哪一些方面作了革新和发展，下个章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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