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娟和一群同龄伙伴儿聚在一起,走家窜户地去拜年了。
我还小,只认得左邻右舍、直系亲属的两个大爷家,我带着柳莹和柳洁,只去大爷家拜年。
母亲用厚的长围巾把我们包裹好,一再嘱咐,要先去二大爷家(我爷爷奶奶在二大爷家住),要先给爷爷奶奶拜年,再给大爷大娘拜年,要鞠躬说过年好。
我们去了,按流程喊称呼,鞠躬,问好。
二娘给我们每人抓了一把瓜子儿,几块糖果,都放在衣兜里。我带妹妹又去了另一个大爷家,又得到一捧瓜子儿和几块糖果。
从院子里出来后,我们仨把衣兜打开,互相展示,非常开心。
“再去一遍吧”,柳莹提议说。
我和柳洁一听,觉得是个好主意。商量了一下,因为刚刚出这个大爷家的门,我们决定还是先去二大爷家。
一进门,流程又开始了,喊称呼,鞠躬,问好。
二娘说:“拜年,拜一次就行了,不用再拜了。坐炕沿儿上暖和暖和吧”
她把炕上的一盘瓜子儿推给我们,没有给糖果。
她又回头催促我堂哥柳峰给老祖宗磕头。
我和妹妹就坐在炕沿上嗑瓜子儿,等着我父母过来这里拜年。他们还在家里,村里的孩子们去拜完年后,我父母才会来奶奶这。
我二大爷家里,供了老祖宗。屋子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名字。
墙下方有一个供桌,供桌上摆着三个碗。中间的碗里放着沙子,插着三根燃烧的香。
两边的碗里分别放着糕点和瓜子儿糖果。供桌前放着一个跪拜的垫子。
我堂哥柳峰十四五岁,早早辍学了。
葛家屯儿像他这样大的孩子,几乎都不上学了。
他们很多都没有读完小学,就不再读了。就连村长家的大龙,家庭条件优越,读完小学,也没再读书了。
大人们总是说,认识点儿字,会加减乘除,过日子就够用了。
他们这一批孩子,只有柳多财的儿子——柳三斤还在念书,已经读高中了。他是葛家屯儿的一颗星星,一个人孤零零地向着高山攀登。
柳峰从外面拜年回来没一会儿。他走到供桌前,整理了一下衣服。
“光想着拜年去了,早上忘了给老祖宗先磕个头”柳峰笑着说,带着一丝丝羞愧。
他跪在垫子上,给老祖宗磕头磕了三个头。
“妈,我出去拜年了哈,我还没拜完呢”他吱会一声,推门出去了。
我从炕沿上爬下来,朝着供桌走过去,嘴里说着:“我也要磕头”。
“你不用,小子磕头,姑娘不用磕”二娘笑着说。
“这不也是我的老祖宗么?”我望着纸上那些名字说。虽然我不认识字,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但那肯定也是我的老祖宗啊。
堂哥应该磕头,我也应该磕头,我心里这样想的。
我这一问,把大人给问得尴尬了。
堂姐高调地支持我说:“就是,这不也是我们的老祖宗么?”
我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都笑了。
我爷爷说:“你想磕头就磕一个,没啥不行的”。
二大娘也笑着附和:“嗯呢,柳逸,那就磕一个吧”。
于是,我高高兴兴地学着堂哥的样子,在垫子上跪下来,像模像样地给老祖宗磕了三个头。
不一会儿,我的父母也来了,拎着点心和罐头。他们给我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又拜了老祖宗,闲聊了一会,带我们回家了。
很多时候,愿望总是在你翘首以盼的时候,时间无比的漫长。
当它来了,又在眨眼间不见了,只新鲜了那么一下子。
我们朝思暮想的新年,过了初一就完事儿了。
在大年初二,生活就恢复原样,饺子也不见了。
初三,我母亲带着点心和罐头去了娘家,她一个人去的,从来不带着我们。上午去,下午就回来了。
过了大年初五,我母亲说,年过去了。
可是在我们孩子心里,大年初二它就已经过去了。
年有没有过去,我们是以吃什么去定义的。
初七这一天,按照葛家屯儿的习俗,要吃面条,寓意新的一年顺顺当当。我们吃上了一顿白面条。面条儿就是仪式感,这一天有那么一点意思。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葛家屯儿也没有人吃元宵。
元宵是啥?不知道,没见过。孩子们只知道正月十五是个元宵节,问大人元宵是啥味道,什么口感,可是他们只是见过,也没吃过。
元宵节没有元宵吃,是个遗憾。但是这个遗憾,可以被夜晚的篝火弥补。正月十五的晚上,葛家屯儿家家户户都在“放火”,能把黑夜点亮。
天一黑,每家的院子里都点起篝火来。我父亲也在院子里,把苞米芯,放成一堆一堆的,洒上柴油,用苞米叶子点上火,扔到柴油上,火蹭一下子就起来了。
村里的孩子都来到户外,我们拎着罐头瓶子做的灯笼,吵吵嚷嚷地走家串户看火焰。
每户人家都会留两个炮仗,在正月十五晚上崩开,村子上空,噼里啪啦地响着。地面上,跳跃着的火苗,带着一些青烟,伴着孩子们一张张笑脸,那是春节的最后一场欢庆。
直到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孩子们回家睡下了,大人们把篝火的余烬浇灭,在葛家屯儿,年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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