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儿。
改革开放，南方的沿海城市开始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位于东北地区，又塞在旮旯胡同的葛家屯儿原封未动，还是集体生产，吃大锅饭的模式。
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毕业生，没有一个再去读大学的。靠读书去博取功名利益的前途，跟他们已经不沾边儿了。
他们沿袭了父辈的农民本色，在太阳底下，徘徊在田间地头儿上。
对于劳碌在底层的人来说，梦想是奢侈的，遥不可及的，他们急需解决的是温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饭都吃不饱，谈什么理想。
人哪，得先活下去。
翻身的机会倒还真是有的，乡里有两个建设深圳的名额，玉启村有幸得到一个。按照传统的规矩，这等好事儿，它不可能属于普通家庭。
郞孝林的女儿，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务农，建设深圳的通知下来后，她扛着行李，走进了老人画的那个圈儿里。
山窝里飞出金凤凰，村里人还是为感到她高兴，也非常的羡慕嫉妒她。谁都明白，她将来的生活，跟村里人一定是不同的，天差地别。
但她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深圳建设初期，也很艰苦，最难熬的是想家，想得直掉眼泪。
建设深圳的辛苦和思乡的痛，留在村里的人体会不到，他们没有机会去感受那样带着希望和光明的苦痛。
葛家屯儿的日子比那艰难得多。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它既不依山，也不傍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种东北神话也不是葛家屯儿的福利。
它只有一片黑土地，一马平川。土地是集体所有。
黑土地肥沃而低产，人口众多，生产却无效率。葛家屯儿就像一个豁牙子的破碗卡在黑龙江的鸡脖子。
农业只是实现了最初的机械化，生产大队只有一台拖拉机和两台大型的四轮农用车，我们村里人叫大拖车。
绝大部分的农活还要靠人工，牛马也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力。
生产队的房墙上，最初写的口号是“人多力量大”，村里的女人就一胎接一胎地生。现在的口号已经换成了“吃饭不花钱，努力搞生产”。
集体劳动，努力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玉启村的生产情况很不乐观。驴多不拉磨，龙多不治水。大锅饭的弊端就是组员没有生产积极性，说好的为集体做贡献，成了集体混日子。
组员在生产中，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有人浑水摸鱼，消极摆烂。反正是在生产队出勤一天，就赚一天的工分，混个八分饱儿。
田地里的庄稼，连肥都不施，亩产量就两三百斤。
秋天结出来的苞米棒子有手掌那么大，秃的秃，瘪的瘪，也有不少棒子上边就十来个粒子，要是煮来吃，一个人能啃一亩地。
我父亲在生产队开大车，也顺利考取了农用车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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