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来还帐的人，要是比我家还困难，我父亲还会把拿在手里的钱，抽出一点来，又塞给人家，他会说：“不收这么多，给个油钱就行”
对方客气几句，也就收下了。
来家里算帐的人，也有不带钱来的。他们只是坐在屋里，跟我父母聊会儿天，而后才会尴尬地说上一句：“今年的车钱给不上了，看看能不能缓缓”
柳多财和谷满仓经常会是这样。
我父母也会体谅地给延到了下一年。也有欠好几年给不上的。只要是他每年有个话在，我父母也不会去登门要帐。
村子东头，我们住了六年的一面红房子，七百块钱卖给了柳明大哥。
他是我本家大爷的孩子，已经成家了。成家三年多，我大嫂还没有生育，她承受着村里的闲言碎语。
大嫂是个非常干净利索的女人，把一面红的屋子归置得很整齐，柜子上一尘不染。柳明哥对她也很好，两个人很恩爱，就是没孩子，心里的遗憾一年年的积累着。
在农村，女人不能生育，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无法解脱。
柳明来我家结车钱的时候，提起孩子的事儿，显得郁郁寡欢。
“孩子的事儿，急不来，要看缘分。有的两口子结婚十年，才有孩子哪，缘分还没到，急也没用”
我母亲宽慰着柳明。
他只是嗯了一声，锁着的眉头并没有舒展。
柳明走后，我母亲把手里的钱集到一起，留了一些家用，剩下的都准备还债，年前要还上一些。
这一年，我父亲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我母亲没有反对。父亲说，有钱没钱的，必须得买了。
一家六口人，全年的衣服鞋子，母亲都要一针一线的做，手指都累抽筋了。
这个新年，全家人没有一件新衣服。
我母亲过日子十分拮据，甚至是苛刻，外债给逼的。
在我七岁之前，我们家没有过过一个体面的新年。
我父亲跑车挣的钱，母亲也都先去还债，留下少许用于生计。她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人得讲信用。
剩下的少许钱，就像粘在她衣服口袋里扯不下来了一样，不会轻易拿出来，即使拿出来，也是一分钱掰成两瓣来花。
她的花钱原则是：急需买的，拿出钱来买；必须买的，考虑一下，犹豫一会儿，琢磨琢磨，再决定买不买；可买可不买的，坚决不买。
我父亲总是说：“不能太苛刻，该花的钱得花”。
每一次都被她怼回去：“哪有那么多该花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一帮孩子，哪里不得钱？”
我父亲看她的样子，也就不跟她犟了。
母亲从柜子里翻出来两件她的旧衣服，拆了，自己比划着用缝纫机给孩子做衣服，做鞋子，全靠自己琢磨，无师自通。
她用旧衣服，改成了两件小衣服，给我两个妹妹穿。柳莹和柳洁就得到了旧衣改造的“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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